换个角度看钢铁 中国钢铁业未来10-20年有望全面崛起

近年我国经济进入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关键阶段，具有较强顺周期特征的钢铁行业面临多重困境。

    国内需求增速回落加剧产能过剩压力，价格与利润大幅下降显示经营环境恶化，负债率高企与少数企业违约破产，作为“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行业)重头行业持续面临绿色环保压力。

    就外部而言，钢铁出口较快增长伴随贸易摩擦频次上升，钢铁产能过剩与经贸关系成为近年双边、多边国际对话场合重要热点内容。一段时期以来，钢铁业似乎成为一个负面消息不断的“问题行业”。

    然而转换视角观察当下形势也折射历史性机遇。目前钢铁内外环境特点是，中国钢铁发展伴随世界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进入决定性阶段的产物，是中国钢铁从体量扩张转向全面崛起调整期的必经历练。观察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历史大势与根源，分析中国当代钢铁业成长轨迹及其经济逻辑，对于全面理解中国钢铁业目前形势特征及其演变前景具有认识借鉴意义。作为“换个视角看钢铁——世界钢铁产业转移与中国选择”研究报告”部分内容，本文着重考察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历史大势及内在规律，讨论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钢铁业崛起过程与前景。

    中国正值第三次全球钢铁产业大转移

    钢铁产业是在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推进过程中伴随需求增长与技术变革发展起来的。19世纪初叶钢铁产能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少数国家，估计1820年全球钢铁产量在100万吨之数，其中主要是熟铁和生铁，近年全球钢铁产量约为16亿吨上下，近两个世纪钢铁产量增长约1600倍。具体观察，全球钢铁产量大约在19世纪70-80年代达到1000万吨，20世纪20年代后期(1927年)超过1亿吨；二战时期高峰年份1943年全球产量为1.63亿吨，其时美国生产8000多万吨占据半壁江山；战后到1968年超过5亿吨，2004年第一次超过10亿吨，目前峰值是2014年16.7亿吨。

    近现代不同时期钢铁业在主要钢铁国之间相对涨落消长，派生出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画面。大致而言，以18世纪后半期与19世纪上半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先发优势主导全球钢铁业为历史起点，过去一个多世纪世界钢铁产业已经和正在发生三次大转移。

    19-20世纪之交美国崛起带动第一次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起飞带动钢铁业崛起，19-20世纪之交美国钢铁生产量和消费量超过西欧诸国，实现世界钢铁产业第一次转移并开创美国钢铁时代。世纪之交美国钢铁产量超过1000万吨，约为当时英国钢产量两倍之多。1913年一战前夕美国钢产量达到3180万吨，比同年英德法欧洲三大列强总和3010万吨还多。1941-1951年间美国钢产量占全球比例均值为52%，1945年峰值为63.8%。

    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德国钢铁业追赶超越，前苏联扩张带动全球钢铁产业重心第二次转移。70年代初苏联成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然而在技术路线与工艺流程创新上乏善可陈。日本在成为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同时，通过推广氧气顶吹高炉与连铸技术，扩大优质铁矿石资源进口空间半径，新建一大批4000-5000立方米大型和超大型高炉，凭借后发优势与技术引进创新，迅速成为钢铁技术工艺与经济效率方面的领先国家。

    美国钢铁业二战后虽独步全球，然而十余年后在日本、德国等欧洲国家追赶背景下逐步丧失国际竞争力，到70-80年代美国钢铁业历史优势已成隔日黄花，成为需要频繁借助贸易保护维持局面的“问题行业”。

    第三次是新世纪初年快速中国钢铁追赶与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1996年中国钢铁产量超过1亿吨，2004年查处铁本事件时年产量达到2亿多吨，近年进一步增长到8亿吨，在相对体量上迈上“一览众山小”巅峰。同时中国钢铁行业整体技术和效率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目前国内钢铁行业先进技术、工艺和环保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中型企业产品普遍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中高端水平，钢铁产品配套能力、技术研发与人才水平大幅提高。

    虽然我国钢铁业整体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不小差距，亟待深化改革推进转型升级，然而从钢铁经济史角度看，中国钢铁追赶推动世界钢铁新一轮产业转移应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范围内钢铁产业转移，是特定时期全球钢铁产业格局因应新兴钢铁大国追赶崛起发生实质性改变的结果。影响钢铁产业转移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不同时期大国经济追赶受各自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制约具有国别特殊性，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很大程度塑造钢铁追赶崛起轨迹。就推动历次钢铁大国崛起与产业转移共性因素而言，市场需求条件、技术创新与转移、大规模投资等三方面规律性因素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大国崛起派生钢铁行业巨大需求

    后进大国经济起飞派生巨大国内需求，是大国钢铁崛起与产业转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大国钢铁行业发展对整体经济起飞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因而经济与钢铁业发展具有相互促进关系。

    然而给定大国经济起飞发展背景，没有什么因素比大规模需求对解释钢铁产业转移更为重要。需求决定规律在美国钢铁崛起带动第一次钢铁产业转移以及中国当代钢铁发展伴随目前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美国19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与需求扩张对钢铁崛起及世界第一次钢铁产业转移产生关键支持作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人口与GDP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早先世界霸主国英国，构成美国钢铁需求较快增长的宏观经济基础。美国凭借国土空间幅员广大的经济优势，其铁路建造里程在19世纪中叶已经远远超过英国。20世纪末船运业也开始快速增长并于20世纪初年急起直追超过英国。美国大规模建造铁路对铁轨钢轨的需求，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高速推进对钢铁金属原料需求增长，对美国作为钢铁大国崛起提供不可或缺的需求支持条件。

    卡内基自传中，通过国际比较提及需求高涨对美国钢铁崛起的重要意义，这位钢铁大王1868年与朋友游欧洲旅行后得到这样印象：“只有跳出美国这个漩涡，才能对其旋转的速度有正确的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发展得再快也很难跟上美国人需求增长的速度，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我们排除有限的几个欧洲城市，这块大陆的一切都像是静止的；而与此同时，在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副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筑巴别通天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一个比一个更有干劲，人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座通天塔的建造中(《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第85-86页)”。

    卡内基对美国经济起飞时代国内需求蓬勃发展重要性的感悟和认知，在100多年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经验观察中获得当代印证。虽然人们对中国快速追赶现象评价毁誉参半，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钢铁需求高速增长同样为中国新世纪初年钢铁扩张崛起提供强大支撑。

    与美国当年钢铁需求主要来自铁轨钢轨、船只建造、军火等机械设备等比较有限领域不同，当代钢铁利用广度深度比一百多年前大幅拓展，钢铁需求覆盖工业制造品、房间建造、基础设施建设等远为广泛的部门与场合。

    以工业制造品领域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例，中国这些部门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力，世纪之交上述三大家电产量超过5000万台，新世纪初年大幅扩张到2015年产量约3亿台。汽车是更重要钢铁用户，汽车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50万辆增长到世纪之交200万辆，新世纪初年提速增长达到2015年2450万辆。新世纪最初十余年中国汽车生产增量占全球增量七成以上，中国汽车产量占全球产量比例从5%上升到35.7%。近年我国汽车业每年耗用钢材在5000-6000万吨之数。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建筑规模扩大，是钢铁需求增长又一重要来源。中国钢铁资源供需平衡表信息显示，房屋建筑用钢通常占到钢铁消费总量的一半上下。数据显示，1999-2014年我国住宅年竣工量从2.62亿平方米增长到8.09亿平方米，15年增长近4倍。同期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15万平方公里增长到4.98万平方公里，扩容1.32倍。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同样派生钢铁需求。例如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后来居上，近年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一半以上，另外高铁在建里程与计划里程也远远超过其他高铁建造大国。中国地铁运营里程从2011年2100公里增长到2015年3000多公里，占全球运营里程23%，比运营里程长度第二到第四名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总和还要长。

    展望未来，我国钢铁需求增长进入饱和期或低速增长阶段，过去几十年需求多次翻倍增长情形将不复存在。然而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化工业化持续推进，如城市化推进包括地下管廊建设需要钢铁追加投入，汽车继续普及与铁路快速兴建派生钢铁需求，房屋建造增加采用钢结构比例仍有较大潜力。

    另外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结构，决定钢铁直接出口与钢铁作为原料制成品间接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我国钢铁直接和间接消费需求在未来较长时期估计仍将稳居全球首位，为钢铁崛起提供需求条件。

    技术转移创新规律：墙里开花墙外香

    特定阶段钢铁前沿主导国拥有较强研发能力，更可能在钢铁关键科技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然而技术前沿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往往是工业化城市化高潮已过，钢铁需求增长由强走弱对其普及利用技术进步成果构成制约。另外钢铁主导国在早先历史环境中选择特定技术路线，物化为既有规模庞大的固定资产并包含高昂沉没成本，也会制约其率先大范围普及利用新一代技术。

    相反，经济后进国家在利用新技术方面历史包袱较少，如能在经济起飞阶段全面审视全球范围技术存量积累，正确选择利用具有长期潜在优势的技术路线，就可能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发明提供的技术成果实现弯道追赶与崛起，表现为“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钢铁技术转移创新规律。

    这个规律在美国钢铁兴衰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英国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前期工业革命阶段，铁路轨道所用的大批量金属材料主要是用效率低下的搅拌法(puddling普德林法)制成的熟铁，采用成本高昂的坩埚法(crucible)生产少量优质钢材主要用于高端机械设备与仪器制造。

    19世纪60年代前后，贝塞麦-托马斯转炉出现并逐步改进成熟，西门子-马丁平炉法也问世，推动近代钢铁以至冶金工业领域的革命性技术突破。然而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已初步完成，美国适逢南北战争后经济起飞钢铁需求高涨，钢铁科技革命虽在西欧“开花”，却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结出更丰硕果实。

    卡内基同时代的美国钢铁巨子，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贝塞麦炼钢法提供的“以钢代铁”的技术前景，第一时间在宾州建立采用新法炼钢的现代钢铁厂，通过普及新技术完成美国钢铁产量向千万吨规模跃迁，1899年美国钢产量第一次超过千万吨时贝塞麦钢占钢总产量七成以上。适应国内钢铁供应链发展的具体条件，美国19世纪末开始快速普及平炉炼钢法以替代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贝塞麦炼钢法，20世纪前半期平炉炼钢占美国钢产量8-9成。

    钢铁大王卡内基

当代氧气高炉等系列前沿技术推广普及对日本钢铁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影响，再次彰显上述技术转移创新规律。比贝塞麦转炉与平炉炼钢法更为优越的新一代炼钢技术是氧气转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顶吹氧气工艺取代托马斯或贝塞麦底吹工艺后，碱性氧气转炉(BOF：BasicOxigenFurnace)工艺随即取代了托马斯和平炉炼钢工艺，风靡了整个钢铁行业”。随着高纯度氧气制取技术进步与成本降低，采用氧气转炉可以大幅度提高炼钢效率并且改善钢材质量。

这项技术最早由奥地利工程师发明，美国钢铁工程师也参与研发使之成熟，然而美国由于传统平炉技术比较完善缺乏推广氧气转炉性技术，给战后日本企业家提供机遇。日本较早大范围采用氧气转炉，同时利用战后海运成本降低便利扩大进口优质铁矿石采购进口半径，并率先推广连铸新工艺，结果利用技术转移创新规律成功实现日本钢铁崛起，并对世界钢铁产业第二次转移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钢铁追赶也体现技术转移创新规律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计划体制时期钢铁业以平炉技术为主导，采用炼钢与钢坯模铸分离的传统技术。改革开放时期钢铁业把发挥传统模式潜力与借鉴日本成功经验实施技术路线转型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几十年努力成功再造钢铁生产技术体系与供应链，同样体现上述技术创新转移规律作用。

中国当代钢铁技术与工艺流程供给侧变革包含几个重大关键环节内涵。首先是以宝钢高成本高规格系统引进日本钢铁设备与技术为切入点，开始对世界先进钢铁技术的系统引进、消化与吸收。二是80年代末开始对钢铁行业“六大共性技术”实施行业攻关，致力于对当代钢铁先进技术的集成式融会贯通理解与掌握。三是90年代以提高连铸比为抓手，实质性提升钢铁生产工艺与效率水平。四是通过钢铁企业空间布局调整，推动钢铁生产重心向沿海地区显著转移，更大程度利用国外性价比更佳的优质铁矿石资源。

中国钢铁业在对全球先进技术工艺消化吸收与集成创新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步，但是整体水平与日本、德国、韩国等先进钢铁国家比较仍有不小差距，下一步需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环保标准、企业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通过更为能动的前沿创新实现大国钢铁全面崛起。

高速投资追赶规律

经济后进国家高速投资，是吸收利用新一代钢铁先进技术与提升行业人力资本素质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后进国钢铁与整体经济追赶的必经路径。评估现实生活中投资无疑需要重视体制扭曲影响、宏观稳定要求与投资效率标准，重视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调节宏观政策与鼓励企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提质增效等途径加以解决现实问题。然而世界钢铁发展史国际比较经验清晰显示，大规模投资是新兴钢铁大国后起直追的重要凭借。

高速投资支持追赶规律在美国钢铁崛起过程中较早表现出来。《卡内基自传》写道：贝塞麦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一场革命，原来的设备就显得过时而陈旧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花数百万美元新建、扩建厂房，添置新设备。“我们继续增建高炉，并且不断改良技术。每新建一个高炉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进，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了标准”。高速投资助推美国钢铁企业先后较早大规模普及利用贝塞麦转炉与平炉新技术，支持美国在19世纪末率先成为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级钢铁大国，确立美国钢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今年6月份投产的宝钢湛江钢铁炼铁2号高炉

高速投资对日本战后钢铁崛起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日本普及氧气转炉技术与推广连铸工艺都离不开大规模投资。“在1969-1970两年中，日本钢铁工业投资额比欧洲煤钢联营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11%(肯尼斯、沃伦：《世界钢铁》第86页)”。70年代日本出现新建大型特大型高炉浪潮。梳理资料显示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十余座5000立方米特大型高炉，绝大部分是由日本钢铁企业在70年代建造、或始建于70年代并在后来改建扩容而成。

中国经验同样显示投资支持追赶的规律作用。中国钢铁投资上世纪最后20年波动中显著增长，用1990年不变价衡量投资额从改革初年不到100亿元上升到1994年峰值300多亿元。进入新世纪后钢铁投资增长大幅提速，不变价投资额从2000年200亿元上下增长到近年峰值近2000亿元，增幅约在9倍左右，直接支持了中国钢铁业规模扩张与综合技术水平提升。

与日本70年代新建大高炉历史现象相类似，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初年，我国钢铁行业兴建十几座4000-5000立方米大型与特大型高炉，同样体现钢铁新兴大国高速投资追赶规律作用。中国钢铁未来投资增速会显著回落，然而钢铁结构转型与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仍需要钢铁投资保持相当规模和适当增速。

我国钢铁业投资增长，得益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与降低吨钢产能建设投资成本，并使国内单位钢铁产能建造成本与国外比较保持相对优势。例如宝钢最初1、2期投资3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美国进口设备技术，设计产能为670万吨，吨产能投资约为4800元。宝钢湛江首期投资500亿元，年产钢材938万吨，吨钢投资额约为5330元。

30多年来，中国吨钢高品质产能名义价格投资额增长约11%，然而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增长两倍多，可见过去30年用不变价衡量的吨钢产能实际投资成本下降一大半。一些行业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吨钢产能投资比发达国家可比成本大约低一半上下。国内民营企业吨钢产能投资成本又要大幅低于国有企业。

中国钢铁业未来10-20年有望全面崛起

观察三次钢铁大国兴起与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大潮，中国钢铁业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深刻体制特点在于，经济制度与体制从封闭取向计划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为钢铁业可持续追赶与崛起提供根本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与上述需求、技术、投资等侧面发展演变交织渗透，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崛起共生互动的历史进程。就钢铁业体制转型狭义内容而言，市场化体制环境大体通过以下几个环节改革过程形成。

一是价格体制改革。80年代实行钢铁价格双轨制，90年代全面放开价格，形成反应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形成机制。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80年代分三个阶段推进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培育国企市场经营能力和竞争意识。90年代建立国企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允许小型国企破产或被重组，进一步转变国有企业体制机制。

三是允许支持民营企业发展。80年代允许县乡钢铁企业发展。90年代放松准入管制使民营钢企初步发展，新世纪初民企占到炼钢产量5%与炼铁和钢材产量10%。随着过去十余年民营钢企快速成长，民企2015年占全国钢产量一半以上，一批大中型民企成为技术和规模跻身中高端现代企业。四是创建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国企民企同台竞争，国企内部央企地企各显身手，民企内部规模不同企业同时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格局。

市场化改革与行业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我国钢铁业开放政策突出表现为借鉴国外当代钢铁业先进技术，果断转变历史沿袭的平炉炼钢为主技术路线，面向全球引进最先进技术工艺再造钢铁技术体系。无论是国家投资的宝钢大型钢铁项目，还是市场环境中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代表沙钢，发展过程中几次重大投资决策，都是在高度重视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并与国外企业实施各种合作过程中实现的。

    主动积极引进吸收并消化创新国外先进技术，成为中国钢铁业参与并受益于当代全球化相对开放环境的重要内涵。通过调整钢铁生产布局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高品位铁矿石资源，有限放开外国钢铁企业在中国钢铁领域投资，也从不同侧面体现钢铁业与开放结合的体制转型特征。

现代钢铁业总体属于技术成熟行业，仍需比较密集劳动投入，建立与技术最优规模相适应的高效生产系统需巨额投资。我国现阶段经济特点在于，对成熟技术系统掌握与集成创新能力较强，高储蓄率与设备制造优势相结合支持大规模投资能力，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明显优势，因而钢铁供给侧特征与我国现实要素禀赋等发展阶段条件高度契合。

    我国钢铁需求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居全球首位，为钢铁崛起提供需求条件。

    我国钢铁业过去几十年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结合分析钢铁业经济学特征与中国现实经济条件，可推测钢铁业未来10-20年有望进一步提升进入全面崛起新境界。

目前钢铁国内形势与外部环境面临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是我国钢铁业从世纪初数量扩张，转向全面提升过渡调整期的产物。需转换视角以新一轮世界钢铁产业转移深化为背景，客观分析钢铁业内忧外扰形势形成根源，理性评估中国钢铁发展前景并实施切实有效政策化解目前困难。调整期钢铁政策对内应以结构性改革为引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化解早先积累失衡因素，并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对外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钢铁对话，务实管理钢铁大国竞合关系，由此推进新一轮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平顺展开并迎接中国钢铁时代到来。